死亡七日

碗沿缺了一小角。家朗生前洗碗時撞到水龍頭留下的，詠恩用拇指摩挲那個缺口，觸感粗糙，像一粒嵌進指腹的沙。她把碗擱在餐桌中央，旁邊攤開的銀行月結單被抽油煙機的餘風吹得翻頁，第三次翻回同一行——每月十七號，自動轉賬，港幣一萬一千八百元，收款人「嘉敏」，備註欄空白。收款銀行是深水埗一間分行。

第七日。家朗過咗身第七日。

她把死亡證副本交到律師樓，辦理遺產承辦的文件還壓在玄關鞋櫃上；殯儀館的尾數用信用卡分三期找，街市菜檔老闆見她獨自來買一斤菜心，多送兩條蔥。她把銀行月結單逐張舖開，紅色原子筆圈出所有不明支出，圈到第七個圈，指腹沾了墨水。死亡之後，戶口應該凍結，起碼她是這麼以為。

她伸手拿電話，又放下。先查聯名戶口權限，再查有無自動轉賬授權書副本。她拉開電視櫃最底層抽屜，一疊單據用長尾夾夾好，橡皮筋發脆，彈斷在指間。她找到一張銀行授權書影印本，簽名欄是家朗的筆跡，日期是去年三月。申請人姓名：黎家朗。受款人：嘉敏。

嘉敏。她低聲唸了一次，像檢查一個不屬於自己詞彙表的生字。她識得家朗所有同事、親戚，甚至連他中學籃球隊的後補隊員都聽過，冇一個叫嘉敏。她再翻月結單，往前推，那筆轉賬最早出現在前年十一月，此後從未間斷，即使家朗入院那星期仍然照過。她在搜尋引擎輸入那個單位地址：深水埗福榮街一幢唐樓，五樓，實用面積二百呎，樓齡四十三年。

地址下方有一則兩年前的舊新聞，標題寫「舊樓維修墮棚　女工重傷」。她沒有按下連結，手已經移向電話。

銀行客戶服務熱線等了六分鐘。她望著餐桌上那碗。家朗最後用過的碗，碗底用刀刻上搬入這間屋第一日的日期：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八日。碗現在空的，碗底那個日期倒扣在桌面。碗未洗，碗口還留著一圈乾掉的湯漬，像一道淺褐色的線。她冇力氣洗，也不打算用。

「陳太，銀行客戶服務部。」電話另一端聲音平板。

詠恩報上戶口號碼，說明授權轉賬的疑問。陳太翻查後說：「呢個係有效授權，黎先生生前親自辦理，唔係系統出錯。」

「生前幾時？」

「設定日期係前年十一月二日。最近一次轉賬係本月十七號。」

「佢已經過咗身。」

話筒那邊頓了一下。「家人離世，我哋深表哀悼。但因為帳戶資產凍結同遺產承辦程序未完成，轉賬喺收到正式通知前會繼續執行。你需要帶同死亡證、遺產承辦書或者法庭命令嚟分行辦理停止授權。」

「咁收款人係邊個？點解會用咁嘅備註？」

「對唔住，客戶資料保密，我唔可以透露收款人背景。」陳太的聲線放軟了一下，但很快回到手冊上的語氣：「不過我可以確認，授權書有一個附加條款——自動續期。即係話，即使授權人失去行為能力或身故，除非家屬提出，否則會繼續過數。」

詠恩問：「邊個係受益人？」

「授權書嘅受款人欄，填嘅係『嘉敏』。」

她合上眼。陳太再補充：「呢筆錢每月一萬一千八，銀行係代收款，並非罰款或者貸款還款。」

掛線之後，她把電話放回座墊，屏幕上映出自己凹陷的眼窩，頭髮只用一個黑色髮圈束住，碎髮貼在額角。她走去廚房，扭開水龍頭，水聲嘩嘩響了好一會，她才伸手去接。她沒有用那隻碗。碗仍擱在餐桌中央，碗底刻痕向下，像一個不肯翻面的答案。她另取了一隻玻璃杯，倒了半杯水，一口氣喝光。洗碗槽裡有前幾日積下的杯筷，她沒有洗，只是把玻璃杯反轉放回架上。

她坐回電腦前。鍵盤上有家朗留下的指紋嗎？她冇抹過。她叫自己別想這個，開始翻查銀行授權書的紀錄。她打開通訊軟件，翻到丈夫最後跟她的對話：三月十八日，早上七點十五分，他起來時摸了她的後腦一下，沒說話，煲了熱水，放了一杯暖水在床頭。他是那晚走的，在附近的街上被發現時，司機不顧而去。

三月十八日。她翻開舊月結單，同一天也有一筆轉賬給嘉敏。小額，一千五百元。附註「租金差額」，那是加租之後的補貼。她再比對各筆金額，發現一個規律：每月十七日一萬一千八百元，是那唐樓單位的租金；家朗的公司糧單顯示他每月十六日出糧，三千五百元至四千二百元之間的「加班費」、或不定期「項目津貼」，每次都在同一天或翌日轉到一個不知名戶口，然後有另一筆轉到他們的聯名戶口，再加進買樓的首期。

她沒有笑，也沒有哭，只是站起身，走到餐桌前，把碗拿起來。她沒有用水洗。碗是家朗最後用過的，碗沿那一小角缺口像在提醒她：有些痕跡一碰就崩。她把碗放回原位，用一張摺起的月結單墊在下面，碗底日期壓住那行「自動轉賬」的字。

她今天放假，在中環一間小型會計師樓做文員，假期是三日喪假加上人事部破例多批的兩天。她把文件收進公文袋，拎起家朗留下的卡其色外套。外套是半月前往警署認領遺物時領回的，乾洗過，味道淡。她檢查右邊內袋，指頭觸到一張硬卡紙——一張手寫通告的複印本，來自某業主立案法團。通告上寫著維修工程進度，簽收人欄有家朗簽名，日期正是前年十月尾。通告右上角影印得很淡一行地址：福榮街那個單位。

她取出通告，放在桌面上對照月結單上的地址，完全吻合。通告上黏著一張便利貼，是家朗的字：3022 // C

沒有其他。

她用手指撫過那個筆跡，筆尖撇捺依然剋制，與婚禮請帖上的簽名一模一樣。她致電那幢大廈的管理處，電話響了三聲被人接起。

「福榮街係唐樓，無電梯，五樓兩個單位，五〇一係打通嘅。你想問邊個？」

「我想問嚇，五〇一最近係唔係有人受傷？」

「呢啲我唔方便講。你係邊位？」

「我姓黎，」她頓了頓，「我先生之前有幫佢哋交租。」

電話沒即刻回應，只得背景有張椅腳滑過地磚的聲音。過了一會，對方壓低聲線：「你自己嚟睇啦。陳伯下午三點收工。」便掛了線。

她取過背囊，把死亡證副本、月結單、那張通告放入內格，拉上拉鏈。出門前最後看了一眼那隻碗，碗沿的缺口微微反光，像一道未癒的裂縫。

走出屋苑、經過那條林蔭小路時，她拿出手機，翻到妹妹的號碼，想打，最終沒有撥。她在便利店買了兩個蒸包，邊走邊吃，用紙袋墊手。巴士經過深水埗，她選擇在福榮街站下車。此處空氣混雜著藥油、二手電器的膠味與剛熟的白粥味。晚飯時間前的街市已經開始收檔，豬肉檯濕漉漉，燒味舖夥記用銀盆托著半隻燒鵝從她身邊經過，蒸氣烘上來。

她找到那幢唐樓，鐵閘半拉，裡面是暗暗的樓梯。她按了五樓的對講機，沒人應，於是從閘下的縫隙鑽進去，踏上麻石樓梯。扶手被磨得光滑發亮，貼住牆邊放著幾個廢棄鐵閘框。走到三樓，她聽到樓上一聲聲咳嗽，還有另一把年輕些的聲音說：「飲水。」

詠恩在五樓梯間停低，對正一扇漆上暗紫色的門。門牌「五〇一」的金屬數字有一個缺失。她沒有即時按門鈴。門外放著一雙舊拖鞋，旁邊有兩袋地產舖送來的租盤單張。她站著，來之前那句「一萬一千八」還在腦裡轉，此刻卻用平靜得幾近公式的語氣在心裡盤點：租金、管理費、佣金比例、維修通告。假設先生將開支重新分配到一間她不認識的房子，家庭帳本裡隱藏的並非指涉她，詠恩提醒自己不要再想了。

紫門終於打開一條只夠半張臉的窄縫，門後是一個廿二、廿三歲的女子，長髮，眉毛粗，穿一件麻質短袖，手握一個水杯，直直地望向門外的陌生人。她壓在門上的手腕有一截曬痕。

「你係邊個？」

「我姓黎。」

女子皺眉，將水杯從門邊移至胸前。裡面一把年長聲音隱約問：「阿敏，係邊個？」「唔知。」詠恩想了想，抽出一張照片。那是家朗合照於前年聖誕，她只擷取了頭部，背後是假的灰白背景，因為她把手機的合成照片列印了出來。

女子看了照片兩秒，便認出來了。

「朗哥。」她的語氣彷彿與那個名字在裡面共同生活多年。接著臉部肌肉變硬：「佢叫你嚟？」

「唔係。」詠恩直視著她：「我係佢太太。」

女子站在原地，把門縫縮窄至一個杯子也放唔入的寬度。她身後咳嗽聲再次響起，一個虛弱的女聲問：「同佢講，我之前住喺元州街已經係……由幾時開始佢給錢——」

詠恩的目光從女子臉上移到背後那道淺色木板牆，牆上有幾張醫院覆診紙，角落有藥袋堆放。桌上有兩雙舊波鞋與一部補習社的教師證。「可唔可以入嚟坐？」

嘉敏把門開一個僅兩人側身的角度，回頭叫她母親別起身。那是一間打通單位，一個飯廳連沙發，另有一個沒有門的床鋪，後面一個廁所與陽臺，冷氣滴水聲來自樓下。有檸檬水的味道。

「我想知，為何家朗要替你們交租。」詠恩開門見山。

嘉敏把水杯放在茶几，盤腿坐在地上，背脊貼著沙發腳。「你先生冇同你講？」

「冇。」

「咁我可以講咩。」聲線明顯不夠結實，她補多一句：「兩年前，我媽喺樓下做嘢，棚架跌落嚟，傷腰。佢身體好慢，行路都慢。執法部門話查明成因，有啲文件去唔到我去到嘅地方。直到有個男人打電話畀我話：或者有租金補助，但我唔可以出面。」嘉敏用力扭了一下水杯蓋，杯內的水還在翻浪，「肯幫我哋申請補助，得一個條件：裝修同啲文件都唔可以再提。」

詠恩問：「佢有無講公司名？」

嘉敏轉了半個身子，似乎不想從正臉回答：「一間工程公司。佢好坦白咁講，個確認係佢簽，所以要還。」她神情不是在感激，而是在保養著一副準備追究的姿態。講到最後她垂下眼。門後面傳出碰撞，她的母親扶著把手站出床邊。

詠恩應了一句：「我先生係邊一日走？」嘉敏抿嘴，看她一眼。

冰箱上貼著一塊小白板，寫著「3/16　下午」。家朗三月十八日晚死，而最後一次來這裡探她們是三月十六日下午。跟詠恩說去旺角見客。

她從大門走出大廈後往旺角方向走，突然抬頭望對面的招牌半酣。不自覺地細數這兩年有多少下午丈夫早下班。她也知道自己從問題外走進問題裡。她站定下來給警民聯絡組打了電話，說明第一次知道丈夫身後有筆這樣的自動轉賬，並表示希望下星期去錄口供以便諮詢。

同晚燈亮起時，她回到位於葵芳的家，覺得有些渺然。家朗的椅背上還有一條頭髮，茶几上有一碟雞蛋花的乾葉。她沒有洗碗。她把碗拿起，又放下，用一張可以撕減的雜誌頁蓋在碗上。

凌晨兩點半，她想打給誰但不知道該打給邊個。連夜她再次翻查交易紀錄，然後在試算表某欄細細加起首期置業的日期。兩個字跳出來——吻合。她的聯名首期戶口在那個月份同時有大筆款項轉入，來源不像薪酬。而那條通告與轉賬又係同一個戶口掩蓋住流轉次序。

她放低文件，把出殯時用的白布覆回那隻碗上，掩住印花部分。直到天明。

第二日一早，她帶著身份證同通知書坐的士往福榮街。天尚未全亮，雨仍密密踏響高樓。她握在手中的袋子像過早揭穿的夢。一條有始無終的線。她到達深水埗站B2出口，前方街市對出再走六百多步。

她拿電話繼續重撥上一個未接號碼，對方正在待機，音頻在這陰天裡異常高頻。屏幕上的已讀已讀。她把輸入那欄錯打為嘉敏，存檔了但她還是刪去了。她按住耳朵推往唐樓正門，決定她的下一步：拉起門簾，看門內舊水錶，看到晨光在四個中式碗的杯沿之間流亂然後收手。

三月頭的下午永遠很清涼。她在街道上走每一步，鞋底踏過水窪，水花濺上褲腳。家朗不曾在這條街上跟她並肩走過，但此刻她覺得每一步都踩在他留下的什麼上面。她想起那隻碗，碗底刻的日期只是一個記認——不是債務的記認。同嘉敏佢老母留下的暫住令一樣，不會被真相全部洗乾淨。

因為有真相以外的柔和仍存在。

雨下得更密。她抓緊背囊帶，走進唐樓正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