餘震

結案報告的封面是灰色的，印著案件編號與我的名字。

日期欄寫著：2024年11月18日。這是陳景行被捕後第十天，所有證據已彙整，正式移交律政司。鉛筆在指間轉動，紙頁翻過，每一行敘述都像重播錄影帶。陳景行的證詞、偽造的紙屑、陸衍妹妹的髮夾，以及最後在舊法院的對峙。我把這些拼湊成完整的邏輯鏈，附上證據清單，最後一頁夾著給律政司的內部信。

信中建議三個事項：一、成立冤案覆核機制，容許第三方調閱密閉檔案。二、加速證據管理數位化，避免實體文件缺失。三、檢控人員定期接受倫理培訓，重點在程序公平與證據披露。

這不是第一次有檢察事務官提出類似建議，但這次不同。因為信件結尾，我寫下自己的名字，並聲明願意為三年前迷宮殺手案的檢控程序瑕疵承擔監督責任。

按下發送鍵，電腦螢幕顯示「已傳送」。窗外，維港的雲層裂開一線，陽光斜斜射入，照亮了白板上最後一條線索——那組數字：0714-1987-0623-1125。

所有數字都有了答案。0714是小嵐的失蹤日期，1987年6月23日是陳景行妻子冤案的審訊日，1125則是舊法院大樓的建築編號。

我拿起擦板，將數字一筆一畫抹去，白色粉末飄落，像時間的灰塵。

下班走過律政司大堂，梁司長從電梯步出，看見我，表情僵硬。他已知曉我的內部信，曾在會議上罵我「破壞檢控威信」。但他終究沒有阻止，因為信件副本同時呈交司法機構，已進入公共記錄。

我們擦身而過，沒有交談。

走出大樓，行人路上積水未乾，倒映著天光。我掏出手機，看陸衍一小時前的訊息：一張照片，是報社編輯部的窗，玻璃上貼著便條紙，寫著「第三期稿已截」。

我回覆：「今晚？」

他秒回：「海濱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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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11月21日，小嵐的葬禮在薄扶林公眾墳場舉行。

我比約定時間早了十多分鐘，撐著黑傘站在殯儀館外。

雨勢不大，卻綿密如網。陸衍從白色靈車旁走過來，黑色西裝筆挺，衣領別著一朵白菊。他身旁是幾名家屬，包括小嵐的同窗與前同事，但最年長的是他們的母親——銀髮短捲，眼神疲憊，由陸衍扶著。

我收起傘，立在人群邊緣。陸衍看見我，輕輕點頭，沒有說話。

儀式簡短。靈柩覆蓋白百合，緩緩降入泥土。泥土打到棺木的聲音沉悶，每一下都像時鐘滴答。陸衍跪在墓前，雙手將妹妹的蝴蝶髮夾放在白色大理石上。他沒有哭，只是肩背微微顫抖。

家屬致詞時，我上前為他母親撐傘。她看了我一眼，低聲說謝謝，然後繼續望向前方。

儀式結束，人群散去，只剩我們兩人站在雨中。陸衍的頭髮濕透，領帶歪斜，我抬手幫他整理。手指碰到他頸邊的皮膚，冰涼，但脈搏跳動有力。

「佢終於可以安心。」陸衍說，聲音沙啞。

我點頭。「地方安排得好好。」

「媽咪揀嘅，小嵐最鍾意呢度，可以望到海。」

我們沿著石階往下走，雨漸歇，烏雲邊緣鑲上金邊。車廂內，陸衍坐在副駕駛座，手放在膝蓋上，我啟動引擎，卻沒有立刻開車。

「諗起咩？」我問。

陸衍沉默一陣。「諗起之前我成日同佢爭電視遙控，佢要睇紀錄片，我要睇新聞。而家諗返，如果嗰時讓嚇佢就好。」

「佢知你錫佢。」

「可能啦。」他轉頭望向窗外。「多謝你，紀深。」

我沒有回答，只是伸手輕輕按在他手背上。他沒有縮開，指尖微涼，停留了幾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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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11月25日，我正式收到調職通知。新職位是「公眾信任委員會」秘書處主任，任命自即日生效。這個部門剛成立，辦公室設在政府合署西翼的小房間，連門牌都還未掛上。

社會反應兩極。社運團體和媒體稱之為「遲來的正義」，但不少前輩私下說我「背叛同袍」，甚至有檢控官聯名信要求我離任。電郵收件箱一半是支持信，一半是辱罵，我選擇不回覆。

陸衍的系列報導《證言迷宮之後》進入第四期。他沒有把我描寫成英雄，而是客觀敘述制度缺失，並引用我的內部信建議，對比海外案例。每一篇都附上資料來源與數據，甚至包括批評我處理方式的評論。

2024年11月27日，陳景行從荔枝角羈押所傳出訊息，要求與我會面。消息經由陸衍轉達——他因採訪舊案重審程序，與陳景行的委任律師有接觸。

週末，我在咖啡店等他。他進來時拿著剛出爐的報紙，頭髮被風吹亂，但眼神清澈。他將報紙攤開，指向頭版副題：「律政司設公眾信任會 前事務官紀深出任秘書主任」。

「秘書主任，唔係秘書長。」我糾正。

「一樣啫。」他坐下，向侍應點黑咖啡。「讀過你份內部信未？」

「冇。」

「咁讀俾你聽。」他拿出手機，快速滑動：「第三段——『我承認當年迷宮殺手案檢控過程中，未有及時察覺證人證詞的完整性問題，此疏忽可能導致後續調查方向的偏差。我為此致歉，並承諾今後將致力建立更透明的監督機制。』」

他放下手機。「公開道歉，好難得。」

「應該要做。」我說。

「有冇諗過後果？」

「有，但怕都要做。」

他望住我，嘴角微微上揚。那種笑容很短暫，卻與以往不同，不再帶有距離。

「我仲有幾篇稿要寫。」他啜一口咖啡。「你跟住點？」

「去見陳景行。」

「你真係打算去？」他從口袋拿出一張摺起的會面通知副本。「佢話，有一啲關於舊案嘅補充證詞，只願意同你講。」

我接過紙張，上面印著申請編號與日期。「佢想點？」

「我估，係同佢太太案件有關。重審嘅準備工作已開始，佢想確保有啲嘢記錄在案。」陸衍頓了頓。「我信佢唔係想搞事。」

「你信佢？」

「因為你遵守承諾，推動咗覆核機制。佢律師話，陳景行喺獄中日記寫過：『至少有一個人願意聽』。」

我將通知摺好，放進公事包。「我會去探監。」

陸衍點頭，然後拿起相機，起身走向櫃檯結帳。臨出門，他回頭：「聽日，九龍塘？」

「做咩？」

「另一單案件，同婦女庇護有關，我需要檢控觀點。」

「你嘅邀請方式可以好啲。」

他轉身，揚起手。「誠邀前檢察事務官紀深先生，以個人身份陪同記者視察，純屬私人合作，絕無強制。」

我起身，拿起公事包。「時間？」

「十點，糖水道。」

「到時見。」

他步出咖啡店，陽光在他的背脊上鋪開，影子拉得長長。我疊好報紙，將它放進公事包，走出門口。

街道上人潮如常，霓虹招牌在午後已開始閃爍。我知道體制仍然有裂縫，新的崗位可能只是表面功夫，但至少，我們不再站在裂縫的兩邊。

手機震動，是陸衍傳來的訊息，沒有文字，只有一張圖片：黑傘掛在他辦公室的椅背。那是葬禮那天我留下給他的。

我回覆一個句號。

迷宮的盡頭確實不是出口，而是無數個需要重新走過的入口。但這次，我們不再是獨自一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