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只能做一場

那條「我只能親自做一場」的訊息發出後，我的手機整整震動了大半夜。

隔天上午，我向陳朗借了他在觀塘的工廈工作室，約了那幾對焦急的新人代表碰面。沒有了銀禧那種富麗堂皇的會客室，也沒有那些精緻的骨瓷茶具，我們在一張寬大的木桌前坐下，桌上只有幾杯最普通的即溶咖啡。

但我給出的，是他們在銀禧永遠聽不到的實話。

我打開筆記型電腦，逐一向他們說清了我現在真實的時間、報價和可以做到的範圍。

「各位，這是我目前獨立接案的收費標準和人力配置。」我將清單推到他們面前，「我不再替銀禧隱瞞。公司現在面臨高達三百六十萬的資金缺口，他們根本拿不出各位婚禮的執行硬成本。」

聽到「三百六十萬」這個數字，在場的新人們臉上都閃過震驚與錯愕。這不再是簡單的「溝通不良」或「負責人休假」，這是一場隨時會讓他們婚禮開天窗的財務災難。

「對於那三場撞在下週六同一個晚上的婚禮，我很抱歉。」我深吸了一口氣，語氣堅定，「分身乏術，我只能接下周映慈小姐那一場。」

沒有含糊其辭，也沒有承諾「我會盡量想辦法」。

面對這個殘酷卻真實的答案，新人們最初的憤怒逐漸轉化為務實的應對。其中一對新人聽完三百六十萬缺口的真相後，當機立斷，決定不再指望銀禧，他們動用自己的人脈，自行找到了替代團隊來接手下週的婚禮。

而另一對新人則氣憤難平。新郎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，咬牙切齒地說：「我們寧願取消大型宴席，也不會讓銀禧拿我們的錢去填坑，這筆退款我追討到底！」

至於剩下的五張單，因為婚期分布在未來三個月，日期與需求各不相同，我將所有可核對的事實交給他們，由客戶另行決定是要換團隊、延期還是要求退款。

對於那些需要尋找新團隊的客戶，我提供了幾位業內可靠的同行名單。「這是我認識的策劃師，各位可以自行聯絡。」我明確地補充道，「我把介紹人選與收費委託嚴格分開，我不從中抽成。同時，我也不能代任何人放棄向銀禧索償的權利，這筆爛帳，你們必須親自去追。」

送走最後一對新人時，外面的天色已經暗了下來。

我看著空蕩蕩的工作室，長長地吐出了一口氣。這是一個比我獨自扛下一切、全能救場更扎實的勝利。我沒有把自己逼瘋去完成八場不可能的任務，但我用最誠實的方案，徹底粉碎了銀禧的算盤。

公司再也不能利用大家以為「只有許知微能救」的恐慌，來逼迫我繼續替他們補洞了。

我正低頭收拾桌上的咖啡杯，工作室的門鈴響了。

進來的不是客戶，而是一名速遞員。他遞給我一個密封的文件袋，寄件人那一欄，寫著梁敬修的名字。

我撕開文件袋，裡面滑出了一份協議書，以及一張寫著數字的支票。那是梁敬修送來的一份和解價碼，支票上的金額算得極其精準，不多不少，剛好能替我一次解決接下來幾個月的房租壓力與生活開銷。